爱泼斯坦案引发的不仅仅是司法和道德讨论，还掀起了公众对名人隐私边界的新一轮思考。在信息爆炸的时代，名人的私生活越来越成为公共消费品，但这种消费是否应有伦理底线？

维多利亚·赫维的“丑闻勋章论”之所以引发强烈反弹，部分原因在于她将一桩涉及未成年受害者的沉重罪案，轻浮地转化为社交谈资和身份象征。这种态度折射出部分特权阶层对他人苦难的冷漠，以及将一切——包括犯罪——都转化为社交资本的扭曲心态。

在社交媒体时代，名人的丑闻往往以碎片化、娱乐化的方式传播。爱泼斯坦案中，网络上出现了各种“名单猜谜”、“名人关联图”，甚至有人制作“谁在名单上”的博彩游戏。这种将严肃犯罪娱乐化的倾向，无形中淡化了对受害者的关注，转移了对系统性问题的批判。

然而，另一方面，公众对名人私生活的关注也的确起到了监督作用。正是由于媒体和公众的持续关注，爱泼斯坦案才得以从一桩可能被掩盖的丑闻发展为国际性司法事件。多位名人与爱泼斯坦的关联被曝光，也促使社会反思娱乐圈、金融界和政界之间不健康的权力关系。

这就引出了一个伦理难题：公众对名人私生活的关注，何时是合理的监督，何时是越界的窥私？当涉及犯罪时，这种关注的边界又在哪里？

或许，关键的区别在于关注的重点是猎奇消费还是追求正义。对爱泼斯坦案的关注如果聚焦于受害者遭遇、司法公正和系统性改革，就具有积极意义；如果仅止于猜测“还有哪些名人在列”，则可能沦为另一种形式的剥削——对受害者苦难的间接消费。

这起事件提醒我们，在关注名人丑闻时，需要保持对受害者的人道关怀和对正义的基本追求，而不是让一切沦为茶余饭后的消遣谈资。只有当公众用道德判断而非猎奇心态对待这类事件，媒体的监督功能才能真正促进社会进步而非仅仅满足窥私欲。